在中国四野的战史中，长春围困战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。它发生在辽沈战役的大决战之前，而其引发的争议也集中在多个方面：
首先，尽管东野拥有75万正规军和约20万地方部队，总兵力接近百万，卫立煌所指挥的东北剿总依旧有55万大军。其次，东野虽然成功解放了四平，但却从未有过攻坚10万守军的大城市战例。再者，东野的战术到底是如何执行的，尤其是在东北战场上收官之策，林总心中并没有明确的方向。四、围困长春的5个月漫长时光，战术上确实存在诸多疑虑。五、最终长春守军的策略，直接导致了曾泽生所领导的60军起义。
面对这一切，东野为何没有在最初就选择直接强攻长春？这一问题至今让人深思。
1948年3月，东野成功解放四平，东北地区已解放20多座城市。此时，卫立煌指挥的55万大军已被压缩至长春、沈阳、锦州等几座大城市中。与之相对，东野的兵力已经接近100万，形成了对卫立煌的压倒性优势。东野主力共有12个纵队、1个炮兵纵队和1个铁道兵纵队，此外，还有17个独立师，总兵力达到75万。如果算上地方部队，总兵力更是接近100万。这支庞大的力量，经过“诉苦”与“减租减息”运动的洗礼，不仅士气高涨，战斗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
展开剩余78%相比之下，卫立煌的55万大军却陷入孤立，各兵团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指挥不统一：卫立煌将郑洞国派往长春，郑洞国则拖延不前，最后通过南京的命令才勉强到达长春。东野的士气显然占了上风，但对于如何快速解决战斗，林总却并未完全把握。
然而，东野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缺乏针对守军10万以上的大城市的攻坚经验。典型的大城市如长春、济南、锦州和天津等，均有超过10万的守军。长春围困战从1948年5月23日开始，到10月19日才宣告解放。之前，东北战场上最大的城市攻坚战是1947年夏季的四平战役，尽管东野动用了10万大军，但面对敌方仅约3万的部队，依旧付出了近5000人的伤亡。这一惨烈的战斗给林总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，也让他对于强攻大城市的想法产生了深深的顾虑。
1948年3月，李天佑率领的东野部队成功收复四平，并歼灭了敌军1.9万人。但此役的伤亡数字也让林总对大城市的攻坚战产生了迟疑。在石家庄的战役中，敌守军仅有2.4万人，与长春的10万守军无法相提并论。而济南战役则是我军首次与10万守军的大城市交锋，最终经过8天7夜的激战，华东野战军以大约2.6万的伤亡，成功全歼了王耀武的守军。
林总最初设想的长春攻坚战计划是以30万兵力，牺牲4万人拿下长春。但考虑到长春的特殊性，林总最终选择了围而不打的策略。这座城市在抗战时期作为伪满洲国的政治中心，经过多年的日军统治，防御体系异常坚固，战术上也具有极大的挑战性。虽然长春的地形以平原为主，但其周围的防守结构依然难以轻视。
东野的6大纵队在进攻锦州时，虽然炮兵的规模空前，但仍付出了2.4万人的伤亡。如果一开始就对长春实施强攻，预计伤亡将会更加惨重。因此，林总决定采取围困策略，目标是通过长时间的围城，吸引沈阳的卫立煌及其30万兵力来进行援救，从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。
然而，卫立煌的“老鼠不出洞”战术让东野的围困计划更加复杂。卫立煌坚守沈阳周边，始终不肯出击，这使得东野不得不选择了长期围城的方案。5月30日，东总下达了围困长春的命令，6月22日，围城部队正式封锁了长春。
郑洞国显然早已预见到东野的围城意图，因此一度派部队试图通过外部补给。然而，在东野部队的严格封锁下，郑洞国的补给线很快就被切断。长春城内的40万守军，包括郑洞国的10万大军及大量军人家属，粮食供应愈发紧张。为了确保军队有足够的粮食，郑洞国不惜强行征收民间储粮，导致民众遭受极大的困苦。
更令人愤怒的是，郑洞国在蒋中正的指使下采取了“伤民养军”的政策，致使粮价飞涨，民众生活更加艰难。由于空投被东野的炮火所压制，长春的物资补给几乎断绝。为了节约粮食，郑洞国甚至强行驱赶城外的难民，使得大量无家可归的百姓陷入了困境。
此时，东野部队的各个战斗单位严格封锁了长春城的出入口，郑洞国的难民政策不仅未能缓解困境，反而激化了局势。经过进一步的调查，东野的杨滨得知了郑洞国驱赶难民的真实原因，并提出了让难民出城的建议。林总迅速下令批准了这一方案，东野部队为逃难的百姓设立了接纳点，从9月11日到10月19日，共接纳了15万名难民，极大地缓解了长春的压力。
郑洞国的计划彻底失败，而城内的守军也开始出现裂痕。曾泽生的60军由于缺乏物资，不得不动用老百姓的房屋作为柴火。最终，曾泽生决定带领60军起义，彻底反叛了郑洞国的领导。
随着辽沈战役的接近尾声，东野部队南下，锦州被占领，廖耀湘的兵团被歼灭，长春的防线变得岌岌可危。最终，郑洞国未能逃脱，他带领残部束手就擒，长春的围困战正式结束。
这场历史性的围困战，虽然在战略上留下了诸多争议，但无疑展现了东野在面对强敌时的冷静与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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